“彝海結盟”的歷史功績及現實意義
“彝海結盟”的歷史功績及現實意義
[文章摘要]“彝海結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地運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光輝典范。 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沒有形成統一地方政權組織，由大大小小互不統轄的若干黑彝家支分割統治著的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中國工農紅軍先遣部隊審時度勢，經中央批準，劉伯承司令與彝族果基（沽雞）家支首領小葉丹舉行了舉世聞名的“彝海結盟”，為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徹底打破了蔣介石妄圖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美夢。“彝海結盟”的政治、軍事意義以及歷史功績，歷來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黨和政府特別重視這一偉大歷史事件，每逢紀念日都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彝海結盟”七十年后的今天，它作為一面民族平等、團結的光輝旗幟，在我們極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仍然擁有諸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彝海結盟 彝族社會 評述 紀念 意義震撼世界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的篇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長途跋涉，斬關奪隘，于1935年5月來到涼山，為避開蔣介石重兵布防，踏上了通過彝族聚居區的小道。在美麗的彝海之濱紅軍司令劉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首領果基小葉丹歃血為盟，徹底打破了蔣介石妄圖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美夢，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民族團結之歌。“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的十大史事之一，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理論的形成和實踐過程中的一次創舉，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光輝典范。“彝海結盟”作為民族平等、團結的歷史豐碑，已經寫進了我們的黨史、軍史和民族團結史。值此“彝海結盟”七十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來重溫這段歷史，解讀它的現實意義。
一、“彝海結盟”時的彝族社會自元朝在當地建立“羅羅斯宣慰司”以來，“涼山的東西兩個區域，分別由土職管轄，土職并非直接統治管轄區的人民，乃分別統屬各地之頭目，頭目又統屬黑彝，黑彝直接統治人民（白彝）。涼山的土司、土目，受王朝任命，劃定區域，管轄黑彝。黑彝和白彝是社會的基本階級，所以涼山的社會性質，并不能以土司政權來說明，而要以黑彝奴隸主所有制來說明，這是元、明、清時期涼山土司制的內容”（方國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55-556頁）。明朝開始建立衛所制度，逐步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在涼山設立四川行都指揮司，下轄建昌、寧番、越?、會川、鹽井等五衛軍民指揮使司和德昌、禮州等八個千戶所，在交通沿路設置六十四堡。清初的滇黔一帶彝區，在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嚴厲推行下完成了“改土歸流”。涼山地區雖也曾在清初部分改流，但不久就發生了奴隸主叛亂，改流之地又重授土職，后來還加封了不少。這些土官中以沙瑪宣撫司、邛部宣撫司、阿都長官司、雷波千萬貫土千總為大，號稱涼山四大土司。清朝后期在涼山設寧遠府，改衛所為州、縣，計設西昌、冕寧、鹽源、昭覺四縣和會理州、鹽邊廳、越西廳。涼山東側設屏山縣和雷波、馬邊、峨邊三廳。各個土司、土官分由州、縣管轄。在涼山彝族社會內部，由于個體家庭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黑彝與土司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黑彝通過家支組織聯合成強大的反土司勢力，大概在明代中后期，雙方的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期間發生了幾次較大的沖突。到清朝前期，黑彝基本上擺脫和取代了土司的統治，成為涼山彝區的新興統治者。
據彝文文獻記載：早先的彝族分為茲、摩、畢、格、卓五個階層，各個階層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各司其職。近代的涼山彝族社會，主要依其血緣因素及經濟占有和人身權利等條件，大體劃分為茲伙、諾伙、節伙（包括曲諾、阿加、呷西三部分人），即土司、黑彝、白彝三個等級。彝族社會普遍存在家支組織，家支為漢語的習慣稱謂，彝語叫“此威”，意為“同祖兄弟”。每個家支都有以共同的男性祖先開始而世代相傳的父子聯名譜系。家支成員從小就要接受家支譜系的教育，成年后必須熟背自己的家支譜系，要準確無誤地指出自己在家支譜系中所處的環節，只有這樣，外出時才能證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各等級中，所有諾伙都有家支，并居于統治地位，都擁有自己家支的“德古”和“蘇易”，即頭人或首領。首領既不靠世襲也不是任命，全靠個人的修養，品行，在社會實踐中憑借個人的人格魅力自然產生。在沒有形成統一地方政權組織的涼山彝族地區，由大大小小互不統轄的若干諾伙家支分割統治著涼山各地。各家支割據一方，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諾伙家支，作為統治工具，在土司制度衰落，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權名存實亡，政令不同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履行政權的作用。有“老虎靠牙齒、老鷹靠爪子、彝人靠家支”的諺語表述。諾伙家支為維護自己的神圣地位，保護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在捍衛本家支的利益，協調與處理和外家支的關系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每個諾伙家支都統轄著一些主要的曲伙家支，構成其經濟生產和軍事武裝的重要力量。為了生存和發展，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形成了特定的不同等級的區域利益集團，為了共同的利益，雙方必須精誠團結，榮辱與共。過去由于家支林立，必然加深了外地、外族人進入涼山地區的困難。外地、外族人每到一個諾伙家支統治區，都得向當地家支頭人投保，否則就有被搶掠為呷西（奴隸）的危險。當時的彝區不僅地勢險峻，環境惡劣，而且社會情況極為復雜。彝族內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家支之間械斗不息，但對外民族的“入侵”卻能保持一直對外，且擅長山林作戰。因此歷代封建統治者以及地方軍閥對彝區用兵、進剿，往往以失敗告終，而把彝區視為畏途。“彝海結盟”時的冕寧縣拖烏彝區，方圓幾百公里的區域內，分別由果基（沽雞）、羅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統治，各自擁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和軍事武裝。
二、“彝海結盟”的過程1935年5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從皎平渡口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涼山境內后，在會理舉行了著名的“會理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隊的領導地位，更加統一了紅軍的戰略思想。1935年5月20日中央軍委在禮州發出了總司令朱德“關于過彝區、大渡河的命令”：要求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部隊過瀘沽經登相營、越西“迅速北進，取得大渡河渡河點，以便早日渡河消滅敵人”。紅軍當時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當時的大路。從瀘沽東面翻越小相嶺，經越西縣城到大樹堡，由此渡過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脅敵人在四川的心臟－－成都。另一條是小路，而且是崎嶇難走的羊腸山路。從瀘沽北面到冕寧縣城，然后通過拖烏彝族聚居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劉伯承、聶榮臻率隊到達瀘沽后，匯總了各種信息情報并聽取了冕寧地下黨的匯報后，在給中央軍委的《偵查報告》中建議改走冕寧、拖烏小路至安順場過河。中央軍委研究后，又發出朱德總司令的電令：“改經冕寧、大橋、拖烏、筲箕灣、岔羅向納耳壩、安順場渡口北進”。于是，左權、劉亞樓的先頭紅五團改作佯攻部隊向越西進發。在占領大樹堡后，積極砍樹扎筏，作出強渡大渡河、攻占富林的態勢，并且揚言要攻占成都，以迷惑和牽制敵人。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則在極其隱蔽的情況下一路北上來到了冕寧縣城。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奉行大漢族主義，極力壓迫彝族同胞，形成了嚴重的民族隔閡，產生了尖銳的民族矛盾。當時，彝族地區每一個家支，都被迫攤派名額（人質）到冕寧縣城監獄坐牢，萬一其屬地出事，就拿這些人質是問。這是從清朝沿襲下來的“坐值換班”制度。紅軍隨即在縣城查抄出當時偽縣府逼迫彝族簽署“坐值換班”的字據，當眾燒毀，并宣布從此廢除對彝族的“坐值換班”制度。四處張貼“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珊匏拇ㄜ婇y，壓迫夷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夷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買賣，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這些宣傳，深入淺出地闡明了我黨我軍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在冕寧各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35年5月21日，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先遣部隊抵達大橋，在經過額瓦埡口時，受到彝族武裝的襲擊，他們試圖阻止紅軍前進，走在隊伍后面的工兵連，被彝人繳械退回到大橋。紅軍只得縮短行軍距離，嚴格軍紀，原地待命，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對任何形式的侵襲，都不予理睬和還擊。讓懂彝語的向導給彝族作宣傳解釋，說明紅軍是為受壓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的，此次只是借路北上，決不會以彝族人民為敵。果基家支的頭人果基小葉丹此時也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漢語的沙瑪爾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聽情況，得知紅軍確實不同于以往所見的國民黨軍隊。本著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的傳統理念，果基小葉丹與紅軍群眾工作隊隊長肖華進行了歷史性的接觸，并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果基小葉丹在我黨我軍政策和行動的感召下，對紅軍產生了好感和信任，愿與紅軍劉伯承司令結拜兄弟。肖華報告劉伯承、聶榮臻后，劉伯承司令為了團結少數民族同胞，為了紅軍主力順利通過，毅然決然去擔當這一結盟的主角。1935年5月22日，在位于冕寧縣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劉伯承和小葉丹，按照彝族習俗，同飲雞血酒，對天盟誓，結為兄弟，舉行了舉世聞名的“彝海結盟”。劉伯承把隨身佩帶的左輪手槍和一些步槍送給了小葉丹，小葉丹也將自己的坐騎送給劉伯承作為紀念。當晚劉伯承司令還在紅軍宿營地大橋，設宴款待了果基小葉丹叔侄一行。席間，劉伯承對小葉丹說，彝族內部要團結，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漢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閡，要共同對付軍閥劉文輝。隨即劉伯承將一面寫有“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授予小葉丹，任命他為支隊長。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隨中央軍委縱隊到達冕寧縣城。第二天，紅軍大隊人馬從大橋出發，果基小葉丹親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果基尼迫、果基子達、沙瑪爾各等送到岔羅。在果基小葉丹的大力協助下，紅軍沿途所過之處，都受到了特別協助，沒費一槍一彈，就順利地通過了彝區，直抵安順場，為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國民黨蔣介石妄圖讓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遭受滅頂之災的美夢化成了泡影。
三、“彝海結盟”的評述與紀念解放初期，劉伯承在西南軍政委員會任主席的時候曾對時任西康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的廖志高說：“‘彝海結盟’是報告中央決定的，如果不結盟，再推遲三天，蔣介石的重兵就調到大渡河堵住我們了，就有可能走石達開的下場了。所以‘彝海結盟’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廖志高也說過：“小葉丹作為在國民黨反對派統治下的一個彝族家支頭人，能做到與紅軍結盟，并護送紅軍順利通過彝區，幫助紅軍粉碎了蔣介石企圖使紅軍重蹈石達開覆轍的陰謀，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彝海結盟”幾天之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順利到達安順場。和劉伯承見面的時候，毛主席特意給他敬酒表示祝賀。周恩來說：“你們走了以后，大部隊經過彝族地區時，約達拿著你們給他的旗，護送紅軍部隊順利通過彝族地區，你們簡直把彝族地區赤化了。”毛主席問劉伯承：“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才把孟獲說服了，你怎么這么短的時間就把約達說服了呢？”劉伯承回答：“我們靠的是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是重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結果。”（伍精華《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第38-39頁,民族出版社，2002年）對“彝海結盟”，聶榮臻同志在《聶榮臻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先遣隊的任務，通俗點說，就是逢敵開路，遇河搭橋，特別是前面將要通過彝族區，一定要將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證中央紅軍安全順利通過。中央軍委派劉伯承同志來，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這項任務，我很高興。他不僅是個老軍人，而且是個老四川；尤其在軍事上富有閱歷，遇事能深謀遠慮，作風上又細致入微；他很注意調查研究，凡事請示報告，從不妄作主張。他過去曾經到過川西一帶，對當地地理風俗人情又比較熟。當時那個地方的彝族是奴隸制社會，分為“白骨頭”“黑骨頭”，我都是聽他講的。我雖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對川西北情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所知。受領任務以后，先遣隊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領了冕寧，這是一座縣城，守敵已經逃跑，監獄里關了不少彝族首領。原來這是國民黨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就殺這些頭頭，平時就當作人質。我們放了他們，還請這些頭頭們喝了酒，氣氛就緩和得多了。有的彝族頭頭懂得點漢語，我們問他們，也告訴了我們一些情況，有的還表示愿意給我們帶路。但國民黨對少數民族殘酷統治，使他們對漢人充滿了敵對情緒，民族隔閡很深，對紅軍是個什么樣的隊伍，執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沒有真心對待我們，仍然使先遣隊碰到了許多困難；只是由于我們堅持了黨的民族政策，處理得當，才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通過彝族區的任務。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隊開始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其邊沿就是冕寧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邊。知道通過彝族區在當時民族隔閡很深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的，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一樣，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們很慎重，由工作隊派丁伯霖同志專門去打聽了情況，知道這里彝族有好幾個部落。我們剛進彝族區，就有兩個比較大的部落，一個叫沽基家，一個叫羅洪族。這兩個部落當時正在“打冤家”。我們一到就聽見幾聲土炮響，一打聽，原來就是他們兩家在那里打。聽說紅軍來了，沽基家想要紅軍幫他“打冤家”，所以對我們表示友好。而羅洪族則跟我們敵對，想襲擊我們，我們打了幾發信號彈，把他們嚇跑了。我們當然無意去支持這一方打另一方�？墒�，當時為了通過彝族區，我們決定利用這個矛盾。于是丁柏霖同志便把沽基家的首領小葉丹請了來，由伯承同志出面，與他邊喝酒邊談判，談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辦法，雙方談得很投機。對方提出，要求結拜為金蘭之盟，還拿了一只公雞來，在湖邊上宰了，伯承就和小葉丹喝了雞血酒，從而打開了一條通過彝族區的道路。當時我也在場，聽不懂他們說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說，哪個不忠實，就和這只公雞一樣，最后達成協議，沽基家愿意護送我們過彝族區。但此時已經中午過后，我聽說彝族區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時間才能通過。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雖然與沽基家達成協議，但還有別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亂闖，太危險。伯承同意我的意見，最后決定不走，不僅不走，走在前面的隊伍還命令他們跟我們一起，象當年司馬懿似的，來一個“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個叫大橋的地方。這是彝族和漢族交界、兩族雜居的小集鎮，我們就在那里宿營。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護送我們向彝族區進發。我們進到彝族區，有別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兩邊伸手向我們要錢，都喊，要錢，拿錢來！這些彝民個子高大，樣子挺怕人。我們早有準備，部隊編隊整齊，從容通過，沒有理他們，也就過去了。由于有小葉丹的護送，我們比較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區，當天天黑到達擦羅，這里離安順場就不遠了。我們通過不久，我們帶的那個工兵連還有一些后衛隊人員，因為帶著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軍時掉了隊，在后面一個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將他們所帶的器物全部掠去，連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剝得光光的。幸虧我們規定不準開槍，彝民也只是擄獲衣物，并未加害紅軍。這些戰士氣得直掉眼淚，沒有還手，就光著身子跑來了。于是我們對部隊再次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我們走在半路上，還遇到了國民黨冕寧縣的縣長，帶著他一家人，被剝得光光的。見了我們，跪下來，要我們救救他們，說都是漢人，寧肯死在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時，大家對國民黨都很恨，就沒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與沽基家首領繼續保持聯系，因此，我后續大部隊通過的時候，沽基家仍對我們友好，給予了種種方便，護送我們過了彝族區。這多虧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這種局面我還真是很難對付哩。”
肖華同志在《艱苦歲月》一書中對“彝海結盟”一節這樣寫到：“我們首先對他表明了紅軍是替受壓迫的人打天下的，此來并不打擾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據彝族人十分重視“義氣”的特點，又告訴他，紅軍劉司令率大批人馬北征，路過此地，愿與彝民的首領結為兄弟。
聽了我們的解釋以后，小葉丹的四叔還是半信半疑。可是，當他環顧四周，看到紅軍的紀律嚴明，并不象國民黨“官兵”那樣搶掠燒殺的時候，便對我們的話深信不疑了。特別是聽說率領大軍的劉司令愿與彝民首領結為兄弟，更加高興。因而對我們的提議也欣然答應了。其實，當時紅軍前進路上的兩個彝族部落――“沽基”和“羅洪”，正在不斷械斗，小葉丹便是“沽基”家的領袖。他所以欣然答應與紅軍結盟，是想借紅軍的力量打敗“羅洪”部落。紅軍與小葉丹結盟，則是為了減少北上途中的阻力。當時為了表示信用，我們把一支手槍和幾部步槍贈送給他，他也把騎的那匹黑騾子送給了我們。
談判就這樣順利地成功了。當我把這個情況向劉伯承、聶榮臻同志報告的時候，他倆正在為繼續前進可能引起沖突而焦慮。因為如果先遣隊不能順利地解決借路問題，便要影響后面主力的通過。大家正在苦思良策。獲悉談判如此順利、迅速，同志們都喜出望外。劉伯承同志當即毫不躊躇地上了馬，為了團結少數民族的同胞，為了紅軍主力的順利通過，他準備去擔任這拜盟的主角。
劉伯承同志騎馬來到了部隊的前頭。小葉丹和另外幾位彝族首領立刻趨前迎接。我把劉伯承同志介紹給他們，小葉丹便跪下致敬。劉伯承同志下馬親切地扶起小葉丹，以誠懇的態度重申紅軍的來意，并愿與小葉丹拜盟，表示將來紅軍打敗反動派以后，一定幫助彝族人民解除一切外來的欺壓，建設自己美好的生活。
結盟儀式的準備工作十分簡單：兩碗清清的湖水，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雞。把公雞的嘴破開，鮮血分灑在兩只碗里，碗里的清水立刻變成了殷紅色。這便是結盟儀式的全部準備工作。結盟儀式決定在橫斷山脈的一個小山谷間谷麻子附近的海子邊舉行。海子里的水清澈如鏡，倒映著濃密的樹林。春風吹起微波，激蕩著岸邊的巖石，象是在為這個可紀念的盟誓唱著贊歌。
我們把結盟的儀式安排妥當之后，劉伯承同志和小葉丹叔侄來到海子邊上，他們面前擺著滴過雞血的水碗。不用香，不用燭，面對著蔚藍的天和清明的水；主宰這個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團結的赤誠。劉伯承同志高高地端起了大碗，大聲地發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劉伯承愿與小葉丹結為兄弟……”，當他念完最后一句，便把雞 血水一飲而盡。小葉丹叔侄也立即把“盟酒“飲完，結盟的儀式便告結束。”
“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它在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黨和國家歷任領導人都高度評價這一歷史事件。果基小葉丹作為在大漢族主義壓迫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的一個彝族家支頭人，不顧個人和家支的安危，能夠深明大義，毅然決然的接受紅軍的主張，勇敢的站出來，與劉伯承司令歃血為盟，結拜兄弟，接受“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支隊長的任命，帶領彝族群眾護送紅軍順利通過彝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在大渡河畔消滅紅軍，重演石達開全軍覆沒歷史悲劇的美夢。紅軍走后，國民黨要追究他與紅軍結盟的所謂罪責，他被迫交出一萬二千兩白銀和一百二十頭適齡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萬二千兩白銀。在這危機的關頭，他寧肯傾家蕩產，也不肯交出“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在那艱苦斗爭的歲月里，果基支隊的戰士們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毀，牛羊被搶劫，卻千方百計地保住劉伯承所贈給的旗幟。小葉丹把這面旗幟當作民族團結的見證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將這面旗幟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夾層里，倍加珍惜，四處轉移。在最艱難的時刻，小葉丹含著熱淚勉勵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劉伯承的囑托，不要忘了紅軍的恩情。他說：“只有共產黨和紅軍講民族平等，把我們彝人當人看。劉伯承我信得過，這樣有信有義的軍隊一定會回來，萬一我死了，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這面旗幟，將來交斤哥哥劉司令員。”她妻子對此深信不疑，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將珍藏的旗幟獻給了人民政府，這面旗幟作為重要文物，現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彝海結盟”的偉大意義以及小葉丹本人的歷史功績，黨和人民永遠都沒有忘記。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18兵團62軍184師準備揮師南下，解放西昌之際，時任184師政委的梁文英在《歷史的新篇章》一書中這樣寫道：“由于果基小葉丹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我們接受進軍西昌任務時，西南軍區劉伯承司令員就囑咐我們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葉丹，人民政府已決定要他參加將要成立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請他前往重慶。”遺憾的是果基小葉丹沒能等到這一天。后來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果基小葉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每次到北京開會都要拜會哥哥劉伯承，劉伯承也特別囑咐他的秘書給他以特別的關照。1985年，在“彝海結盟”五十周年的時候，四川省在“彝海結盟”的故鄉涼山州冕寧縣彝海湖畔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并在涼山州西昌市中心建起了大型的“彝海結盟”塑像，塑像生動地展現了劉伯承元帥和果基小葉丹的英姿，塑像正面的“彝海結盟”四個蒼勁飄逸的題字，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題寫。1993年因得到時任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的特別批示，果基小葉丹的孫子沈建國和外孫伍龍分別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深造。李鐵映還專門召集劉伯承的兒子劉蒙、劉太行，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和果基小葉丹的孫子沈建國和外孫伍龍在一起，與他們一起共同緬懷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追憶“彝海結盟”的歷史功績和深刻意義。指示大家作為革命的后代，“彝海結盟”主角的直系后人，一定要把革命的精神和民族的情誼永遠傳承下去，并親自為他們幾個合影留念。
1995年8月1日，“彝海結盟”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和“彝海結盟紀念碑”揭幕儀式在冕寧縣彝海湖畔隆重舉行。“彝海結盟紀念碑”由四川美術學院院長，著名雕塑家葉毓山教授設計，紀念塑像除了劉伯承、果基小葉丹外，增加了聶榮臻和主持結盟的沙瑪爾谷子。“彝海結盟紀念碑”這幾個大字，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題寫。碑文由中宣部核批，用漢、彝、英三種文字書寫。紀念碑立于彝海的西北角，雕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寬2.2米，臺階6級，總高度9.5米，隱含1935年5月22 日“彝海結盟”的日子和1995年“彝海結盟”60周年建造紀念碑的時間。這次紀念大會從中央到地方，來賓之多，規格之高，在涼山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的伍精華同志做了“彝海結盟、光照千秋”的重要講話。這次會議既弘揚了“彝海結盟”的精神，也宣傳了涼山和冕寧的發展變化。今年是“彝海結盟”七十周年，當地又舉行了紅軍長征過涼山暨“彝海結盟”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冕寧當地正在興建“彝海結盟紀念館”和紅軍廣場，彝海已被確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陸軍學院革命傳統教學基地”。
四、“彝海結盟”的現實意義“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作為中國共產黨執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進步政策的典范，為各族人民所傳誦。民族問題的產生、發展到消亡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要民族存在，民族問題就會自始至終作為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以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與社會總問題緊密相連。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要進一步認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和長期性，還得做長期艱苦細致的工作，處理好民族關系。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告訴我們，民族問題始終是我們革命和建設事業總任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什么時候我們正確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我們的國家就團結，就統一，我們的事業就進步，就發展，什么時候在這一問題上不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持慎重的態度，我們的事業就會受損失，甚至于失敗。“彝海結盟”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在西部大開發、極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仍然需要高舉“彝海結盟”這面旗幟，大力宣傳“三個離不開”的思想，在全面構建和諧社會中，開拓進取，大力弘揚長征精神，大力弘揚彝海結盟精神，與時?進，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真正消滅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榮。
“彝海結盟”七十年后的今天，“彝海結盟”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已經變成為一個品牌，聚集成一個無形的資產，對當地發展經濟，特別是旅游經濟帶來了無限的機會。經濟的現代化為人們從事休閑性旅游提供了經濟基礎和交通通訊的便利，高節奏的城市文化又使人們開始注目于自然的陶冶，為緩和日常的生活和社會的壓力，人們開始注重自身的文化修養，人們開始急切地欲求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旅游者，旅游行業，旅游資源構成了旅游活動的三個基本要素。旅游資源即是那些存在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中的，對于廣大旅游者產生吸引力的事物和現象。彝海，原名“魚海子”，彝語叫“烏勒蘇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個高山淡水湖，面積約20萬平方米，呈元寶形，本身就是一處很特別的自然景點。這里山水交相輝映，植被保護完好，空氣清新。登高俯瞰，彝海就象一顆鑲嵌在群山中閃光的藍寶石，晶瑩剔透。這里古木參天，芳草遍地，各種杜鵑花、丁香花、山茶花爭奇斗艷，時常還有成群結隊的野鴨光顧，嬉戲湖中。作為“彝海結盟”的發生地，更讓其名揚四海，又具有了很高的名氣和特別的意義。這里交通便利，彝海距離108國道七公里，并有專門的公路與之相連，已經立項動工的雅（安）攀（枝花）高速公路也將經過這里。居住在彝海周圍的彝族人民，有著豐富多彩的彝族文化資源，加上彝海附近還有豐富的溫泉資源可以利用。結合這些有利因素，把“彝海結盟”作為一個重要的旅游資源品牌進行開發，憑借其無與倫比的名氣和知名度，無需極力通過圖書、廣告、影視、展銷會等推介渠道來大力宣傳，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只要我們把當地的彝族文化資源整合進去，把自然、歷史、民族的東西很好的捆綁起來經營，就會經營出旅游經濟的特色。讓旅游者來到這個地方，既回歸了自然，享受到返璞歸真的美；又緬懷了革命先烈，接受到紅色傳統的教育；還領略了彝族風情，感受到彝族文化的奇特魅力。旅游作為促進國際間和民族間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途經，已被人們廣泛認可。現代旅游發展的標志，就是從事休閑性旅游的社會階層在逐步擴展。只要我們把旅游經濟與“彝海結盟”的品牌和內容結合起來，經營出特色，只需稍作宣傳，就會吸引源源不斷的游客來這里觀光消費。有人作過統計，僅一部電影《阿詩瑪》就給云南石林帶來了32億的旅游收入。旅游休閑及其相關產業，已經成為新時期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1995年彝海就正式被列為省級風景名勝區，趁著今年國家開辟“紅色旅游”線路的東風，“彝海結盟”作為一個紅色旅游品牌，又迎來了新的機遇。當地政府完全可以圍繞“彝海結盟”的聲譽和影響，結合當地的自然、人文實際，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在旅游經濟上抓出特色，闖出路子，讓“彝海結盟”這一歷史品牌煥發出新的意義和價值。源于百度百科
[關鍵詞] 彝海結盟 彝族社會 評述 紀念 意義震撼世界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的篇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長途跋涉，斬關奪隘，于1935年5月來到涼山，為避開蔣介石重兵布防，踏上了通過彝族聚居區的小道。在美麗的彝海之濱紅軍司令劉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首領果基小葉丹歃血為盟，徹底打破了蔣介石妄圖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美夢，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民族團結之歌。“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的十大史事之一，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理論的形成和實踐過程中的一次創舉，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光輝典范。“彝海結盟”作為民族平等、團結的歷史豐碑，已經寫進了我們的黨史、軍史和民族團結史。值此“彝海結盟”七十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來重溫這段歷史，解讀它的現實意義。
一、“彝海結盟”時的彝族社會自元朝在當地建立“羅羅斯宣慰司”以來，“涼山的東西兩個區域，分別由土職管轄，土職并非直接統治管轄區的人民，乃分別統屬各地之頭目，頭目又統屬黑彝，黑彝直接統治人民（白彝）。涼山的土司、土目，受王朝任命，劃定區域，管轄黑彝。黑彝和白彝是社會的基本階級，所以涼山的社會性質，并不能以土司政權來說明，而要以黑彝奴隸主所有制來說明，這是元、明、清時期涼山土司制的內容”（方國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55-556頁）。明朝開始建立衛所制度，逐步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在涼山設立四川行都指揮司，下轄建昌、寧番、越?、會川、鹽井等五衛軍民指揮使司和德昌、禮州等八個千戶所，在交通沿路設置六十四堡。清初的滇黔一帶彝區，在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嚴厲推行下完成了“改土歸流”。涼山地區雖也曾在清初部分改流，但不久就發生了奴隸主叛亂，改流之地又重授土職，后來還加封了不少。這些土官中以沙瑪宣撫司、邛部宣撫司、阿都長官司、雷波千萬貫土千總為大，號稱涼山四大土司。清朝后期在涼山設寧遠府，改衛所為州、縣，計設西昌、冕寧、鹽源、昭覺四縣和會理州、鹽邊廳、越西廳。涼山東側設屏山縣和雷波、馬邊、峨邊三廳。各個土司、土官分由州、縣管轄。在涼山彝族社會內部，由于個體家庭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黑彝與土司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黑彝通過家支組織聯合成強大的反土司勢力，大概在明代中后期，雙方的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期間發生了幾次較大的沖突。到清朝前期，黑彝基本上擺脫和取代了土司的統治，成為涼山彝區的新興統治者。
據彝文文獻記載：早先的彝族分為茲、摩、畢、格、卓五個階層，各個階層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各司其職。近代的涼山彝族社會，主要依其血緣因素及經濟占有和人身權利等條件，大體劃分為茲伙、諾伙、節伙（包括曲諾、阿加、呷西三部分人），即土司、黑彝、白彝三個等級。彝族社會普遍存在家支組織，家支為漢語的習慣稱謂，彝語叫“此威”，意為“同祖兄弟”。每個家支都有以共同的男性祖先開始而世代相傳的父子聯名譜系。家支成員從小就要接受家支譜系的教育，成年后必須熟背自己的家支譜系，要準確無誤地指出自己在家支譜系中所處的環節，只有這樣，外出時才能證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各等級中，所有諾伙都有家支，并居于統治地位，都擁有自己家支的“德古”和“蘇易”，即頭人或首領。首領既不靠世襲也不是任命，全靠個人的修養，品行，在社會實踐中憑借個人的人格魅力自然產生。在沒有形成統一地方政權組織的涼山彝族地區，由大大小小互不統轄的若干諾伙家支分割統治著涼山各地。各家支割據一方，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諾伙家支，作為統治工具，在土司制度衰落，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權名存實亡，政令不同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履行政權的作用。有“老虎靠牙齒、老鷹靠爪子、彝人靠家支”的諺語表述。諾伙家支為維護自己的神圣地位，保護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在捍衛本家支的利益，協調與處理和外家支的關系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每個諾伙家支都統轄著一些主要的曲伙家支，構成其經濟生產和軍事武裝的重要力量。為了生存和發展，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形成了特定的不同等級的區域利益集團，為了共同的利益，雙方必須精誠團結，榮辱與共。過去由于家支林立，必然加深了外地、外族人進入涼山地區的困難。外地、外族人每到一個諾伙家支統治區，都得向當地家支頭人投保，否則就有被搶掠為呷西（奴隸）的危險。當時的彝區不僅地勢險峻，環境惡劣，而且社會情況極為復雜。彝族內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家支之間械斗不息，但對外民族的“入侵”卻能保持一直對外，且擅長山林作戰。因此歷代封建統治者以及地方軍閥對彝區用兵、進剿，往往以失敗告終，而把彝區視為畏途。“彝海結盟”時的冕寧縣拖烏彝區，方圓幾百公里的區域內，分別由果基（沽雞）、羅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統治，各自擁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和軍事武裝。
二、“彝海結盟”的過程1935年5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從皎平渡口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涼山境內后，在會理舉行了著名的“會理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隊的領導地位，更加統一了紅軍的戰略思想。1935年5月20日中央軍委在禮州發出了總司令朱德“關于過彝區、大渡河的命令”：要求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部隊過瀘沽經登相營、越西“迅速北進，取得大渡河渡河點，以便早日渡河消滅敵人”。紅軍當時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當時的大路。從瀘沽東面翻越小相嶺，經越西縣城到大樹堡，由此渡過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脅敵人在四川的心臟－－成都。另一條是小路，而且是崎嶇難走的羊腸山路。從瀘沽北面到冕寧縣城，然后通過拖烏彝族聚居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劉伯承、聶榮臻率隊到達瀘沽后，匯總了各種信息情報并聽取了冕寧地下黨的匯報后，在給中央軍委的《偵查報告》中建議改走冕寧、拖烏小路至安順場過河。中央軍委研究后，又發出朱德總司令的電令：“改經冕寧、大橋、拖烏、筲箕灣、岔羅向納耳壩、安順場渡口北進”。于是，左權、劉亞樓的先頭紅五團改作佯攻部隊向越西進發。在占領大樹堡后，積極砍樹扎筏，作出強渡大渡河、攻占富林的態勢，并且揚言要攻占成都，以迷惑和牽制敵人。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則在極其隱蔽的情況下一路北上來到了冕寧縣城。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奉行大漢族主義，極力壓迫彝族同胞，形成了嚴重的民族隔閡，產生了尖銳的民族矛盾。當時，彝族地區每一個家支，都被迫攤派名額（人質）到冕寧縣城監獄坐牢，萬一其屬地出事，就拿這些人質是問。這是從清朝沿襲下來的“坐值換班”制度。紅軍隨即在縣城查抄出當時偽縣府逼迫彝族簽署“坐值換班”的字據，當眾燒毀，并宣布從此廢除對彝族的“坐值換班”制度。四處張貼“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珊匏拇ㄜ婇y，壓迫夷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夷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買賣，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這些宣傳，深入淺出地闡明了我黨我軍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在冕寧各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35年5月21日，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先遣部隊抵達大橋，在經過額瓦埡口時，受到彝族武裝的襲擊，他們試圖阻止紅軍前進，走在隊伍后面的工兵連，被彝人繳械退回到大橋。紅軍只得縮短行軍距離，嚴格軍紀，原地待命，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對任何形式的侵襲，都不予理睬和還擊。讓懂彝語的向導給彝族作宣傳解釋，說明紅軍是為受壓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的，此次只是借路北上，決不會以彝族人民為敵。果基家支的頭人果基小葉丹此時也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漢語的沙瑪爾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聽情況，得知紅軍確實不同于以往所見的國民黨軍隊。本著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的傳統理念，果基小葉丹與紅軍群眾工作隊隊長肖華進行了歷史性的接觸，并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果基小葉丹在我黨我軍政策和行動的感召下，對紅軍產生了好感和信任，愿與紅軍劉伯承司令結拜兄弟。肖華報告劉伯承、聶榮臻后，劉伯承司令為了團結少數民族同胞，為了紅軍主力順利通過，毅然決然去擔當這一結盟的主角。1935年5月22日，在位于冕寧縣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劉伯承和小葉丹，按照彝族習俗，同飲雞血酒，對天盟誓，結為兄弟，舉行了舉世聞名的“彝海結盟”。劉伯承把隨身佩帶的左輪手槍和一些步槍送給了小葉丹，小葉丹也將自己的坐騎送給劉伯承作為紀念。當晚劉伯承司令還在紅軍宿營地大橋，設宴款待了果基小葉丹叔侄一行。席間，劉伯承對小葉丹說，彝族內部要團結，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漢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閡，要共同對付軍閥劉文輝。隨即劉伯承將一面寫有“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授予小葉丹，任命他為支隊長。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隨中央軍委縱隊到達冕寧縣城。第二天，紅軍大隊人馬從大橋出發，果基小葉丹親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果基尼迫、果基子達、沙瑪爾各等送到岔羅。在果基小葉丹的大力協助下，紅軍沿途所過之處，都受到了特別協助，沒費一槍一彈，就順利地通過了彝區，直抵安順場，為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國民黨蔣介石妄圖讓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遭受滅頂之災的美夢化成了泡影。
三、“彝海結盟”的評述與紀念解放初期，劉伯承在西南軍政委員會任主席的時候曾對時任西康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的廖志高說：“‘彝海結盟’是報告中央決定的，如果不結盟，再推遲三天，蔣介石的重兵就調到大渡河堵住我們了，就有可能走石達開的下場了。所以‘彝海結盟’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廖志高也說過：“小葉丹作為在國民黨反對派統治下的一個彝族家支頭人，能做到與紅軍結盟，并護送紅軍順利通過彝區，幫助紅軍粉碎了蔣介石企圖使紅軍重蹈石達開覆轍的陰謀，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彝海結盟”幾天之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順利到達安順場。和劉伯承見面的時候，毛主席特意給他敬酒表示祝賀。周恩來說：“你們走了以后，大部隊經過彝族地區時，約達拿著你們給他的旗，護送紅軍部隊順利通過彝族地區，你們簡直把彝族地區赤化了。”毛主席問劉伯承：“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才把孟獲說服了，你怎么這么短的時間就把約達說服了呢？”劉伯承回答：“我們靠的是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是重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結果。”（伍精華《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第38-39頁,民族出版社，2002年）對“彝海結盟”，聶榮臻同志在《聶榮臻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先遣隊的任務，通俗點說，就是逢敵開路，遇河搭橋，特別是前面將要通過彝族區，一定要將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證中央紅軍安全順利通過。中央軍委派劉伯承同志來，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這項任務，我很高興。他不僅是個老軍人，而且是個老四川；尤其在軍事上富有閱歷，遇事能深謀遠慮，作風上又細致入微；他很注意調查研究，凡事請示報告，從不妄作主張。他過去曾經到過川西一帶，對當地地理風俗人情又比較熟。當時那個地方的彝族是奴隸制社會，分為“白骨頭”“黑骨頭”，我都是聽他講的。我雖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對川西北情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所知。受領任務以后，先遣隊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領了冕寧，這是一座縣城，守敵已經逃跑，監獄里關了不少彝族首領。原來這是國民黨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就殺這些頭頭，平時就當作人質。我們放了他們，還請這些頭頭們喝了酒，氣氛就緩和得多了。有的彝族頭頭懂得點漢語，我們問他們，也告訴了我們一些情況，有的還表示愿意給我們帶路。但國民黨對少數民族殘酷統治，使他們對漢人充滿了敵對情緒，民族隔閡很深，對紅軍是個什么樣的隊伍，執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沒有真心對待我們，仍然使先遣隊碰到了許多困難；只是由于我們堅持了黨的民族政策，處理得當，才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通過彝族區的任務。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隊開始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其邊沿就是冕寧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邊。知道通過彝族區在當時民族隔閡很深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的，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一樣，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們很慎重，由工作隊派丁伯霖同志專門去打聽了情況，知道這里彝族有好幾個部落。我們剛進彝族區，就有兩個比較大的部落，一個叫沽基家，一個叫羅洪族。這兩個部落當時正在“打冤家”。我們一到就聽見幾聲土炮響，一打聽，原來就是他們兩家在那里打。聽說紅軍來了，沽基家想要紅軍幫他“打冤家”，所以對我們表示友好。而羅洪族則跟我們敵對，想襲擊我們，我們打了幾發信號彈，把他們嚇跑了。我們當然無意去支持這一方打另一方�？墒�，當時為了通過彝族區，我們決定利用這個矛盾。于是丁柏霖同志便把沽基家的首領小葉丹請了來，由伯承同志出面，與他邊喝酒邊談判，談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辦法，雙方談得很投機。對方提出，要求結拜為金蘭之盟，還拿了一只公雞來，在湖邊上宰了，伯承就和小葉丹喝了雞血酒，從而打開了一條通過彝族區的道路。當時我也在場，聽不懂他們說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說，哪個不忠實，就和這只公雞一樣，最后達成協議，沽基家愿意護送我們過彝族區。但此時已經中午過后，我聽說彝族區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時間才能通過。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雖然與沽基家達成協議，但還有別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亂闖，太危險。伯承同意我的意見，最后決定不走，不僅不走，走在前面的隊伍還命令他們跟我們一起，象當年司馬懿似的，來一個“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個叫大橋的地方。這是彝族和漢族交界、兩族雜居的小集鎮，我們就在那里宿營。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護送我們向彝族區進發。我們進到彝族區，有別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兩邊伸手向我們要錢，都喊，要錢，拿錢來！這些彝民個子高大，樣子挺怕人。我們早有準備，部隊編隊整齊，從容通過，沒有理他們，也就過去了。由于有小葉丹的護送，我們比較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區，當天天黑到達擦羅，這里離安順場就不遠了。我們通過不久，我們帶的那個工兵連還有一些后衛隊人員，因為帶著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軍時掉了隊，在后面一個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將他們所帶的器物全部掠去，連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剝得光光的。幸虧我們規定不準開槍，彝民也只是擄獲衣物，并未加害紅軍。這些戰士氣得直掉眼淚，沒有還手，就光著身子跑來了。于是我們對部隊再次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我們走在半路上，還遇到了國民黨冕寧縣的縣長，帶著他一家人，被剝得光光的。見了我們，跪下來，要我們救救他們，說都是漢人，寧肯死在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時，大家對國民黨都很恨，就沒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與沽基家首領繼續保持聯系，因此，我后續大部隊通過的時候，沽基家仍對我們友好，給予了種種方便，護送我們過了彝族區。這多虧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這種局面我還真是很難對付哩。”
肖華同志在《艱苦歲月》一書中對“彝海結盟”一節這樣寫到：“我們首先對他表明了紅軍是替受壓迫的人打天下的，此來并不打擾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據彝族人十分重視“義氣”的特點，又告訴他，紅軍劉司令率大批人馬北征，路過此地，愿與彝民的首領結為兄弟。
聽了我們的解釋以后，小葉丹的四叔還是半信半疑。可是，當他環顧四周，看到紅軍的紀律嚴明，并不象國民黨“官兵”那樣搶掠燒殺的時候，便對我們的話深信不疑了。特別是聽說率領大軍的劉司令愿與彝民首領結為兄弟，更加高興。因而對我們的提議也欣然答應了。其實，當時紅軍前進路上的兩個彝族部落――“沽基”和“羅洪”，正在不斷械斗，小葉丹便是“沽基”家的領袖。他所以欣然答應與紅軍結盟，是想借紅軍的力量打敗“羅洪”部落。紅軍與小葉丹結盟，則是為了減少北上途中的阻力。當時為了表示信用，我們把一支手槍和幾部步槍贈送給他，他也把騎的那匹黑騾子送給了我們。
談判就這樣順利地成功了。當我把這個情況向劉伯承、聶榮臻同志報告的時候，他倆正在為繼續前進可能引起沖突而焦慮。因為如果先遣隊不能順利地解決借路問題，便要影響后面主力的通過。大家正在苦思良策。獲悉談判如此順利、迅速，同志們都喜出望外。劉伯承同志當即毫不躊躇地上了馬，為了團結少數民族的同胞，為了紅軍主力的順利通過，他準備去擔任這拜盟的主角。
劉伯承同志騎馬來到了部隊的前頭。小葉丹和另外幾位彝族首領立刻趨前迎接。我把劉伯承同志介紹給他們，小葉丹便跪下致敬。劉伯承同志下馬親切地扶起小葉丹，以誠懇的態度重申紅軍的來意，并愿與小葉丹拜盟，表示將來紅軍打敗反動派以后，一定幫助彝族人民解除一切外來的欺壓，建設自己美好的生活。
結盟儀式的準備工作十分簡單：兩碗清清的湖水，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雞。把公雞的嘴破開，鮮血分灑在兩只碗里，碗里的清水立刻變成了殷紅色。這便是結盟儀式的全部準備工作。結盟儀式決定在橫斷山脈的一個小山谷間谷麻子附近的海子邊舉行。海子里的水清澈如鏡，倒映著濃密的樹林。春風吹起微波，激蕩著岸邊的巖石，象是在為這個可紀念的盟誓唱著贊歌。
我們把結盟的儀式安排妥當之后，劉伯承同志和小葉丹叔侄來到海子邊上，他們面前擺著滴過雞血的水碗。不用香，不用燭，面對著蔚藍的天和清明的水；主宰這個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團結的赤誠。劉伯承同志高高地端起了大碗，大聲地發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劉伯承愿與小葉丹結為兄弟……”，當他念完最后一句，便把雞 血水一飲而盡。小葉丹叔侄也立即把“盟酒“飲完，結盟的儀式便告結束。”
“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它在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黨和國家歷任領導人都高度評價這一歷史事件。果基小葉丹作為在大漢族主義壓迫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的一個彝族家支頭人，不顧個人和家支的安危，能夠深明大義，毅然決然的接受紅軍的主張，勇敢的站出來，與劉伯承司令歃血為盟，結拜兄弟，接受“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支隊長的任命，帶領彝族群眾護送紅軍順利通過彝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在大渡河畔消滅紅軍，重演石達開全軍覆沒歷史悲劇的美夢。紅軍走后，國民黨要追究他與紅軍結盟的所謂罪責，他被迫交出一萬二千兩白銀和一百二十頭適齡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萬二千兩白銀。在這危機的關頭，他寧肯傾家蕩產，也不肯交出“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在那艱苦斗爭的歲月里，果基支隊的戰士們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毀，牛羊被搶劫，卻千方百計地保住劉伯承所贈給的旗幟。小葉丹把這面旗幟當作民族團結的見證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將這面旗幟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夾層里，倍加珍惜，四處轉移。在最艱難的時刻，小葉丹含著熱淚勉勵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劉伯承的囑托，不要忘了紅軍的恩情。他說：“只有共產黨和紅軍講民族平等，把我們彝人當人看。劉伯承我信得過，這樣有信有義的軍隊一定會回來，萬一我死了，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這面旗幟，將來交斤哥哥劉司令員。”她妻子對此深信不疑，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將珍藏的旗幟獻給了人民政府，這面旗幟作為重要文物，現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彝海結盟”的偉大意義以及小葉丹本人的歷史功績，黨和人民永遠都沒有忘記。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18兵團62軍184師準備揮師南下，解放西昌之際，時任184師政委的梁文英在《歷史的新篇章》一書中這樣寫道：“由于果基小葉丹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我們接受進軍西昌任務時，西南軍區劉伯承司令員就囑咐我們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葉丹，人民政府已決定要他參加將要成立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請他前往重慶。”遺憾的是果基小葉丹沒能等到這一天。后來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果基小葉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每次到北京開會都要拜會哥哥劉伯承，劉伯承也特別囑咐他的秘書給他以特別的關照。1985年，在“彝海結盟”五十周年的時候，四川省在“彝海結盟”的故鄉涼山州冕寧縣彝海湖畔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并在涼山州西昌市中心建起了大型的“彝海結盟”塑像，塑像生動地展現了劉伯承元帥和果基小葉丹的英姿，塑像正面的“彝海結盟”四個蒼勁飄逸的題字，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題寫。1993年因得到時任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的特別批示，果基小葉丹的孫子沈建國和外孫伍龍分別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深造。李鐵映還專門召集劉伯承的兒子劉蒙、劉太行，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和果基小葉丹的孫子沈建國和外孫伍龍在一起，與他們一起共同緬懷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追憶“彝海結盟”的歷史功績和深刻意義。指示大家作為革命的后代，“彝海結盟”主角的直系后人，一定要把革命的精神和民族的情誼永遠傳承下去，并親自為他們幾個合影留念。
1995年8月1日，“彝海結盟”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和“彝海結盟紀念碑”揭幕儀式在冕寧縣彝海湖畔隆重舉行。“彝海結盟紀念碑”由四川美術學院院長，著名雕塑家葉毓山教授設計，紀念塑像除了劉伯承、果基小葉丹外，增加了聶榮臻和主持結盟的沙瑪爾谷子。“彝海結盟紀念碑”這幾個大字，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題寫。碑文由中宣部核批，用漢、彝、英三種文字書寫。紀念碑立于彝海的西北角，雕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寬2.2米，臺階6級，總高度9.5米，隱含1935年5月22 日“彝海結盟”的日子和1995年“彝海結盟”60周年建造紀念碑的時間。這次紀念大會從中央到地方，來賓之多，規格之高，在涼山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的伍精華同志做了“彝海結盟、光照千秋”的重要講話。這次會議既弘揚了“彝海結盟”的精神，也宣傳了涼山和冕寧的發展變化。今年是“彝海結盟”七十周年，當地又舉行了紅軍長征過涼山暨“彝海結盟”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冕寧當地正在興建“彝海結盟紀念館”和紅軍廣場，彝海已被確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陸軍學院革命傳統教學基地”。
四、“彝海結盟”的現實意義“彝海結盟”作為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作為中國共產黨執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進步政策的典范，為各族人民所傳誦。民族問題的產生、發展到消亡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要民族存在，民族問題就會自始至終作為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以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與社會總問題緊密相連。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要進一步認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和長期性，還得做長期艱苦細致的工作，處理好民族關系。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告訴我們，民族問題始終是我們革命和建設事業總任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什么時候我們正確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我們的國家就團結，就統一，我們的事業就進步，就發展，什么時候在這一問題上不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持慎重的態度，我們的事業就會受損失，甚至于失敗。“彝海結盟”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在西部大開發、極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仍然需要高舉“彝海結盟”這面旗幟，大力宣傳“三個離不開”的思想，在全面構建和諧社會中，開拓進取，大力弘揚長征精神，大力弘揚彝海結盟精神，與時?進，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真正消滅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榮。
“彝海結盟”七十年后的今天，“彝海結盟”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已經變成為一個品牌，聚集成一個無形的資產，對當地發展經濟，特別是旅游經濟帶來了無限的機會。經濟的現代化為人們從事休閑性旅游提供了經濟基礎和交通通訊的便利，高節奏的城市文化又使人們開始注目于自然的陶冶，為緩和日常的生活和社會的壓力，人們開始注重自身的文化修養，人們開始急切地欲求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旅游者，旅游行業，旅游資源構成了旅游活動的三個基本要素。旅游資源即是那些存在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中的，對于廣大旅游者產生吸引力的事物和現象。彝海，原名“魚海子”，彝語叫“烏勒蘇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個高山淡水湖，面積約20萬平方米，呈元寶形，本身就是一處很特別的自然景點。這里山水交相輝映，植被保護完好，空氣清新。登高俯瞰，彝海就象一顆鑲嵌在群山中閃光的藍寶石，晶瑩剔透。這里古木參天，芳草遍地，各種杜鵑花、丁香花、山茶花爭奇斗艷，時常還有成群結隊的野鴨光顧，嬉戲湖中。作為“彝海結盟”的發生地，更讓其名揚四海，又具有了很高的名氣和特別的意義。這里交通便利，彝海距離108國道七公里，并有專門的公路與之相連，已經立項動工的雅（安）攀（枝花）高速公路也將經過這里。居住在彝海周圍的彝族人民，有著豐富多彩的彝族文化資源，加上彝海附近還有豐富的溫泉資源可以利用。結合這些有利因素，把“彝海結盟”作為一個重要的旅游資源品牌進行開發，憑借其無與倫比的名氣和知名度，無需極力通過圖書、廣告、影視、展銷會等推介渠道來大力宣傳，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只要我們把當地的彝族文化資源整合進去，把自然、歷史、民族的東西很好的捆綁起來經營，就會經營出旅游經濟的特色。讓旅游者來到這個地方，既回歸了自然，享受到返璞歸真的美；又緬懷了革命先烈，接受到紅色傳統的教育；還領略了彝族風情，感受到彝族文化的奇特魅力。旅游作為促進國際間和民族間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途經，已被人們廣泛認可。現代旅游發展的標志，就是從事休閑性旅游的社會階層在逐步擴展。只要我們把旅游經濟與“彝海結盟”的品牌和內容結合起來，經營出特色，只需稍作宣傳，就會吸引源源不斷的游客來這里觀光消費。有人作過統計，僅一部電影《阿詩瑪》就給云南石林帶來了32億的旅游收入。旅游休閑及其相關產業，已經成為新時期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1995年彝海就正式被列為省級風景名勝區，趁著今年國家開辟“紅色旅游”線路的東風，“彝海結盟”作為一個紅色旅游品牌，又迎來了新的機遇。當地政府完全可以圍繞“彝海結盟”的聲譽和影響，結合當地的自然、人文實際，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在旅游經濟上抓出特色，闖出路子，讓“彝海結盟”這一歷史品牌煥發出新的意義和價值。源于百度百科
